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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建筑质量保障制度在当代的借鉴意义(吴桐)

作者:admin 2018-03-21 10:15 阅读:504
    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,国内外诸如楼房倾覆、道路凹陷、桥梁垮塌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。与之相比,具有960年历史的应县木塔、历经1300年风雨的赵州桥,还有使用寿命超过了2200年的都江堰,不能不使人心生疑惑——古代建筑技术、材料均无法与现在相比,却又为何能将建筑物造得如此牢固?原因无他,只是将制度执行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。
    第一是严格执行的“物勒工名”制度。“勒”就是镌刻,是指产品制造者需将本人姓名刻于其上,以便常规检验和日后追查。《礼记?月令篇》记载: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,工有不当,必行其罪,以究其情。”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,战国时期各国均初步形成了责任追溯制度,尤其以秦国最为完善。
    秦法将产品生产管理分为四级,中央政府的“大工尹”为最高监管者,“工师”(相当于厂长)为监制者,“丞”(相当于车间主任)主抓质量检验,工匠负责具体制造。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秦朝文物,小到一砖一瓦,均铭刻有各级负责人姓名,无论何时何人发现质量问题,追可依此追查相关责任人,并予以严惩。
    在同样以刑罚严苛闻名的明代,这一制度更是被发展到了极致。栉风沐雨六百余年,南京明城墙依旧固若金汤,其核心秘密便是“物勒工名”。墙体的每一块城砖,均铭刻着产地所属府/州/县从总甲、甲首、小甲、制砖人夫到窑匠等五级责任人的姓名,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将受到重罚。明北京城、十三陵及长沙天心阁,都是“物勒工名”制度下所创造出的绝世杰作。
    第二是强制推行的“国家标准”。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《周礼?考工记》一书,比如“瓦屋四分,囷、窌、仓、城,逆墙六分,堂涂十有二分,窦,其崇三尺,墙厚三尺,崇三之。”,详细描述了营建普通瓦屋所应满足的规范要求,后世称之为“程式”,指导性、可操作性极强。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,秦朝统一后也立即颁布推行了“一法度衡石丈尺,车同轨,书同文”等系列标准化制度。
    两宋时期,“程式”愈发完善,工部组织编订了标准化文件集《筑城法式》,详细收录了各类建筑技术、工具、材料和工时等方面的规定,并陆续出版了《营造法式》和《木经》。其中《营造法式》一书由南宋将作监李诫编写,配有详细说明与图样参考,算是建筑界的“国家标准”。
    在这些标准背后,是强制推行的制度保证——若因非法营造、虚费工力、材料不堪用、造作低劣等违反工程建筑标准,都有相应的刑罚措施,轻者杖责徒刑,重者流放处死。
    同样以南京明长城为例,每块城砖规格、尺寸、重要均有统一规定,由官府统一订制、收购、运输、检验和调用。城砖运至京城后,官府将组织抽检,负责人从每一批次中随意抽取若干城砖,由两名士兵抱砖相撞,如不脱皮、不掉渣、不破碎、无裂纹,且声若洪钟大吕,方为合格。
    如不合格数量超过规定比例,则整批强制报废,责令相关人员重新烧制。再次检验若是仍不合格,朝廷将对各环节责任人加以严惩,最终可判处死刑。就算打通关系蒙混过去,城砖砌好若干年内,如因风雨侵蚀出现质量问题,依旧按照砖上所刻姓名追责。
    第三是自发规范的“行业协会”。无论“物勒工名”抑或“国家标准”,这些自下而上的纵向管理就算执行得再严格,理论上依然存在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,于是从北周开始又出现了横向管理制度——“行业监管”。行规作为一种社会规范,弥补了法律的不足,承担了官府的部分管理职能,有利于市场及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    东亚最早的成文法《唐律疏议》中就明确规定,各行从业者均按照行业予以登记,推举“行首”充当行会成员担保人,在官府注册备案,负责保证产品质量、校验度量衡器具。与建筑相关的行会名为“鲁班会”,其主要职责宣传落实“国家标准”、监管本行业从业者,使其自律诚信,并对外维护行业权益及形象。若有工匠违反相关规则,不仅在本行业内的声誉会毁于一旦,更会被逐出行会,终生不得加入。反观“行首”,为了不被官府追责,也会绞尽脑汁地保证质量过关。
    最重要的是,上述任一制度均有严格的问责机制予以匹配。劣质产品将许多失职官员与工匠列入“历史黑名单”,精品工程也令许多良匠流芳千古。从正反两面来说,这三项措施都给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启示,围绕着追溯机制是否可行、标准覆盖领域是否广泛、行业监管是否到位,古代建筑质量保障制度在当代依旧具有无可比拟的借鉴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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